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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鸣、王兴和程维在乌镇跟我们一起聊了聊他们的中国互联网下半场

    毫无疑问,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生存格局,已经进入了它的“下半场”,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一样,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刻、更复杂和更长远的变化阶段。

    棋至中盘,赛到中场,垂直领域胶着、疑虑与重整旗鼓准备出击的暗涌交织。互联网从业者对未来趋势有何思考和预判?

    2016年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美团点评CEO王兴、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与PingWest品玩创始人骆轶航进行了一次长达3个半小时的闭门长谈,聊了聊他们眼中的未来互联网趋势——移动互联、互联网区域经济、人工智能、国际化以及他们的希望与焦虑。我们希望,在从中国互联网全局看待未来3-5年的发展时,这场从时间、空间上都有巨大跨度并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对话,能给未来的人们带来更多启发。

    以下是PingWest品玩创始人骆轶航与三个中国互联网“少壮派”领军人物的最全对话实录。4万字长文,内含丰富细节、性格、大格局与边角料,请谨慎阅读。

    旧交:张一鸣感谢程维,王兴是否说滴滴“垃圾”?

    骆轶航:王兴跟张一鸣认识是2007年,当时在做饭否,其实后来就分开了。但是其实这两年交集反而变多了。

    张一鸣:2007年我还在酷讯的时候认识王兴,后来加入了王兴团队。

    骆轶航:那会儿是一鸣加入王兴的团队,现在今日头条是一个很成体量的公司,一个国民级产品,当然美团点评也是国民级产品,滴滴也是国民级产品。王兴,你觉得这么多年你们俩谁成长更快一点?

    王兴:我觉得一鸣学习能力超强,而且超级理性。

    骆轶航:对,他超级理性这个我们都有体会。那你觉得他的成长是不是超过了你的速度?

    王兴:这样不好比。比如我比他大3岁,当我们是10岁和13岁的时候我们差30%,当我们是33岁跟36岁的时候,这个差距就变小了。

    张一鸣:对,分母变大了。

    骆轶航:对,然后程维,你认识他们可能会稍微晚一点,之前你在阿里工作。

    王兴:我跟程维认识也挺早,2011年。

    程维:应该是2011年。

    骆轶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你们俩认识?

    程维:当时我在支付宝,因为业务合作认识王兴的。

    王兴:程维负责对接我们,当时他在支付宝商户事业部。

    骆轶航:一鸣跟程维认识是哪一年?

    张一鸣:我们晚一点,2014年或者2015年。

    骆轶航:什么样的契机?

    张一鸣:应该是行业的会议。第一次是哪次我记不得,但我记得上一次互联网大会,跟着程维去敬酒。

    骆轶航:我还特别好奇一个事,一直想求证。程维做了第一版滴滴,外包做的那版APP,去给王兴看了一下,王兴说它是垃圾,有没有说过?

    王兴:我说用户体验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例如不应该要有注册。我不习惯用“垃圾”这种词。

    骆轶航:所以当时你没有说垃圾这个词?

    王兴:我肯定觉得有很大改进空间。

    程维:他说了(笑)。其实是这样子,我不太正式地请他给我一些意见。

    骆轶航:对,他说话很直。

    程维:他很客气地给我指了一些意见,可能是口语。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现在哪个APP还有这样复杂的注册流程。

    王兴:一上来就先注册,不然运行不了。我说这样不利于推广。

    程维:对,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注册流程设计太垃圾了,大概是这样的语境。

    骆轶航:后来就被别人传成“王兴说滴滴很垃圾”。以至有人认为你们俩关系不好。

    程维:没有,我们是很虚心接受的,回来以后很快就改掉了。我也认为那个设计其实挺垃圾的。

    骆轶航:但这后来变成了励志故事的一部分,王兴说垃圾,程维不服,然后把滴滴做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司。这个(媒体)语境就变了。(笑)

    骆轶航:一鸣跟程维你们俩现在很有意思,我想知道一个故事。程维怎么请柳青加入滴滴的故事,已经被写了很多,都是真的吗?你们聊了很多次,大家参加团建,你们都哭了,有一天柳青终于决定加入。

    程维:这部分是真的。

    骆轶航:最近大家都知道,一鸣招了一个女士做高级副总裁,那个女士叫柳甄,是柳青的堂妹,你是何居心?

    张一鸣:我没有因为她是柳青的堂妹,或者之前是滴滴的竞争对手,或者Uber跟滴滴合并,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程维知道,我很早之前就接触她了。

    骆轶航:很早之前就接触了。

    张一鸣:对,去年这个时候。

    骆轶航:所以就是说去年这会儿,一鸣去接触柳甄。那你为什么正好捡到了人家事业和情绪一个适合转变的期间,把她给请过来了?

    张一鸣:谢谢程维嘛。

    骆轶航:滴滴跟中国优步这个交易之后,程维你跟柳甄有过什么样的沟通?

    程维:其实挺好的,我们挺平和的。我知道柳甄去一鸣那里,我是第一时间给祝福的,我跟一鸣讲,柳甄是好同志,我是鼓励的,也是祝福的。

    骆轶航:所以你是等新闻出来才知道的吗?

    程维:差不多那前后才知道的。一鸣之前一直在做动作我是知道的。

    骆轶航:就是他在底下做小动作你是知道的。

    程维:如果两个人特点相差最远搭配起来,可能化学反应是最强的,所以我觉得柳甄跟一鸣在一起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我很期待的。

    张一鸣:不会吵架。

    骆轶航:那我们其实都蛮期待的。

    移动互联网是不是分界点?

    张一鸣:移动互联网肯定不是一个分界点。

    王兴:不能孤立地看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时代,钱穆有句话,叫“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它们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程维: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可以跨越时空,构建很多超级连接。

    骆轶航: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稍微严肃一点了。为什么会请王兴、程维、张一鸣三个人坐在一起去聊,因为这三个人之间的确互相的关联是很强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们走向下半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那要说到下半场的话,我也非常好奇,因为李彦宏乌镇大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讲得非常好。他说移动互联网战争已经终结,未来不会有独角兽。我同意前半句,移动互联网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竞争已经告一段落;未来不会有独角兽这个说法,我高度存疑。但其实如果说移动互联网的竞争终结,那实际上是三个事情的终结。

    人口红利的终结、流量红利的终结、超常规高速增长的终结。这三个终结导致整个移动互联网格局上的竞争有了一个终结,终结完了之后就进入下半场。我记得最早提“下半场”的时候,一个核心意思就是流量红利终结、人口红利终结之后,该怎么增长,怎么发展。当下半场来临,或者开启下半场,这个只是中国互联网行业自身的现象,还是整个大的社会和时代现象。

    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现在有一个说法,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持续深化改革。当我们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另外一个词就是新常态。其实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幸运,经历了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大家被进步主义的情绪所笼罩。到了一个时候你现在发现在这种基础之上,产生了所谓的新常态,我们要从超高速发展变成一个中高速发展。表面上看速度慢下来了,人口红利渐渐没有了,这是一个现象。

    另外从全球去看的话,我觉得全球化也进入了下半场。全球化上半场享受红利嘛,到下半场全球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重新孤立起来,那我们应该怎么用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保持增长,这也是一个下半场。第三个下半场说得难听了,在座的各位的下半场,人生差不多还有半辈子。

    张一鸣:我希望长一点啊。

    王兴:应该大半辈子。

    骆轶航:大半辈子,你没有说四分之一我已经觉得很欣慰了。

    那其实下半场的意思就是说,在座的三位跟上一代的,马云老师、李彦宏老师、马化腾老师,跟他们不太一样。他们现在哪怕进入下半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OK了。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有更大的雄心,但是其实他们也还OK了。过去的二十年,各位或者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勤奋努力工作,把握住了时机,获得非常好的增长。在自己还要继续往前再去走的时候,达到巅峰、高潮的时候,下半场来了,速度变慢了。

    你们觉得这个下半场是中国互联网自己的现象,还是我们一个大时代、大环境,包括这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世界的变化,是同步的事情。你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张一鸣: Robin说移动互联网结束,要看下半场这个词是在多大周期来说的。可以说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浪潮,但更大范围我们可以说信息技术是一个小浪潮。如果说信息技术的话,大概是二十世纪初。

    王兴:没那么早,我觉得六七十年代,半导体发明。

    张一鸣:起源于无线电,就在一九零几年吧。可能计算机的话是从半导体开始,那就是六七十年代。

    骆轶航:就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始。

    张一鸣:我们说新技术,信息处理,通信,TMT。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移动互联网可能是相对的一拨小浪潮,最活跃的、最active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以信息技术来说我觉得还在展开的过程中。

    骆轶航:还在展开的过程当中?

    张一鸣:对。

    骆轶航:那我这么去解释你的说法,如果说信息技术产业,上半场可能不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整个互联网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是上半场,下半场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张一鸣:我认为移动互联网肯定不是一个分界点,应该是互联网的放大。

    骆轶航: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整个浪潮的一部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互联网的路铺好了,我们往上放什么东西的问题,放数据,放智能。

    张一鸣:也不全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提高嘛,连接的密度增大,信息传输,吞吐量增大。这些规模增大之后,我觉得还会有质变。所以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可能是暂时过掉高峰了。但是更多的连接,更多的数据,更强的处理能力之后,应该还有机会。

    骆轶航:还有大的变化。中间可能会有一个短的摸索期和沉寂期。

    张一鸣:对,可能会有短的沉寂期,从渗透力角度上来讲可能上半场已经结束,中国可能过一半了。

    王兴:全球也差不多。

    骆轶航:全球也差不多了,为什么那些美国公司现在着急东南亚市场,对他们来说东南亚就是下半场。

    张一鸣:昨天有一篇文章说,工业革命之后,很多产业一开始搭建铁路,搭建电场,然后就有很多创新,到后来可能是重品牌,重渠道。那有人说,我们是不是就已经进入到重品牌,重渠道的时期了?我其实打问号的。我觉得我们不像工业时代。

    骆轶航: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世界太无聊了。

    张一鸣:对对对。

    骆轶航:所以王兴怎么办,下半场是你挑出来的一个概念。

    王兴:我喜欢思考一些边界的问题,划分一半一半是最容易的边界。很多问题都是A乘B的问题,例如用户数乘以每个用户平均时长,那是总花费的时长,或者用户数乘以每个用户创造的价值,是总价值。增长有几种情况,一个是A涨B也涨,这个增长最快;一个是A涨B不动,这是一种增长形态;另一个是A涨B下降,就这几种组合。可能最早两个都涨,用户数快速增长,还能翻倍,每个用户的价值也能够翻倍。

    到今天,从用户来讲,中国的网民正好过了一半,中国十三亿人,现在7亿网民过一半。全球也正好差不多,那么你的用户数不可能翻倍了。但是每个用户能够创造的价值还远不只翻倍的空间,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骆轶航:就是说白了在既有的用户数量基础之上,每个用户的价值,这个价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ARPU值。个体身上所承载的数据的量,可以被挖掘的这种信息的量,可以被智能分析的量,ARPU值都包括在里面。

    王兴:我觉得这里还有好几个数量级的上升空间,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

    骆轶航:但那个挖掘起来,中间可能也是会需要有短暂的半年、一年、两年、三年的振荡期和摸索期,还是会很快。这事是可以无缝的下来?

    王兴:这个我觉得不好讲,你看从哪一个角度。原来我想的下半场概念的时候,一方面中国的网民渗透,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另一个也是很多角度,例如宏观的角度,中国人口红利过去了,中国劳动力人口数,就是劳动年龄定义的16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下降了,过了拐点。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一路向上的,所以这个拐点也过去了。

    骆轶航:也过去了,跟大的时代,包括跟社会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王兴:但另一方面很多是交织在一起的,我非常同意一鸣的说法。你不能孤立地看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这个事情,人工智能现在方兴未艾,可能这些搞了几十年的铺垫,现在终于有强大计算能力,很多的数据,也有好的算法,它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结束之后再开始另一个事情。就跟钱穆当年有句话,叫“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它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于每个时间点你是往回看还是往前看。

    骆轶航:所以我们用像钱穆这样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程维你怎么看,你的下半场来了吗?滴滴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快车、专车、出租车,现在还有很多城市,我们可以让出行更深入,很多神经末梢还是可以进去,还是说现在你觉得接下来可能,过去几年这种大规模的增长也到了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围绕这些车、这些用户,做一些更多、更不一样的事,你怎么看,你是不是会比他们更慢一点进入下半场阶段,还是会更快?

    程维:上半场肯定滴滴还没结束,但下半场已经来了。

    骆轶航:也是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程维:因为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企业能够在四年、五年、六年放到这么大,肯定有一些大的时代的背景。信息时代也好,互联网时代也好,其实都是定义而已,再往前工业时代,再往前农业时代,农业时代两千多年,工业时代三百多年,应该说正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之前这二三十年的大时代背景,开始出现了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我认为九几年开始的那一波互联网浪潮,像BAT,再到后来像移动互联网出来的滴滴,头条,其实都是靠“连接”。最早人和人的连接受制于一些物理的限制,人和人,人和商品,人和信息。原来的连接其实是必须要在一定的物理空间里才有可能发生的。但是PC技术,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可以跨越时空,构建很多超级连接。

    所以腾讯整合了所有人和人的连接,淘宝整合了所有人和商品的连接,头条整合了人和信息的连接,美团点评整合了人和所有线下服务体系的连接。

    王兴:吃喝玩乐。

    程维:对,吃喝玩乐,滴滴整合了人和交通工具的连接,这些超级连接重塑了原来每一个割裂的产业链,构建了巨大平台的机会。

    骆轶航:原来不可能连接的东西和点连在一起了,打破了产业的壁垒,时空的壁垒。

    程维:这个连接效率肯定更高了,整个产业链的效率提高了,发生了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前20年的所有变革,构建了很多这种大平台。所以上半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吧,我觉得滴滴无非是在2012年的时候,所有的都已经连接了,但是交通工具仍然全是离线的。因为你不可能抱个电脑让车在外面开的时候上网,但是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便宜到几百块钱,因为定位技术,因为4G网络的这种稳定,使得这个交通工具开始可以连接。

    骆轶航:是,如果每一个智能手机都是五千块钱的话就不行。手机成本的降低,让连接变得更方便。

    程维:所以滴滴的使命就是连接所有的人和交通工具。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一样,更高效率连接人和信息,更高效率连接人和吃喝玩乐。我们已经连接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连接了一千多万辆,连接了几亿用户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永远这么连接下去吗?什么时候是边界,什么时候是尽头。像人一样,我觉得他的上半场,就是人的早期是长身体,越来越大,但是20岁以后身体就不会再越来越大了,但是你的智慧,你的心智,你会越来越成熟。

    我觉得这个平台也是一样的,它不再靠更多的连接,就像王兴讲的,可能是ARPU值,可能是更多密度以后,带来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突破,它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重构一个产业链,可能进入更深刻的形态。包括国际化,在国内的连接到了一个瓶颈以后,你开始要构建更大范围内的连接,这个我们开始在想滴滴可能要准备好下半场了。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是抓住了上半场连接构建平台机会的最后几张船票。

    骆轶航:刚好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个人这五六年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程维说的20年高速发展的大变革中最后几年,抓住这个东西,前边的一批人他们可能抓住了那十几年。你看BAT的话,也就是1992年我们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到现在24年了,他们基本上抓住了其中的18、19年,然后你们抓住了其中的5、6年。

    程维:其实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海外的投资,投东南亚,投印度,其实像欧洲、台湾、日本,并没有出现很多年轻人可以快速地去通过创业,通过投入未来的一些技术,去获得很快的成长。

    骆轶航:所以这是这个国家的幸运,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过去20年让大家抓住一些东西。

    程维: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孙正义就问他,为什么日本有了索尼、松下、软银这些企业以后,年轻的企业就听得不多了。我说我们这种企业是属于最后的机会,其实还会像美国一样,他会持续不断一代一代技术进步,会有一代一代的企业创业,能够持续推动这个国家发展。

    骆轶航: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刚才我们看郭台铭先生在会场,在台湾已经是青年企业家了基本上。因为还有更成熟的像张忠谋先生这样的企业家,今年86岁。

    程维:孙正义说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骆轶航:在我们这里马总都已经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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