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受新冠疫情的催化，我国数字化转型迎来了难得的加速发展新机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生产生活物资保障、复工复产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新的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加速普及，为我国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1-5]。在疫情冲击下，我国数字化转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社会经济对数字化技术展示出更深、更广的需求。例如，疫情期间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新经济、新业态，传统超市、生鲜电商、社区便利店都加速了线上化和无人化进程，远程办公模式使企业管理更具弹性和韧性，加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但是也要看到，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的短期加速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有学者认为，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作用不仅体现在短期，还会通过产品服务创新、制度创新等对长期发展趋势产生影响；也有研究者认为，疫情只是短期催化，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转型,还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6]。例如，肖鹏就认为[7]，工业数字化不仅要解决沟通问题，更要解决协同问题：从办公协同到业务协同、由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向人与机器的协同发展、由内部协同向产业链协同发展。总体来看，对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研究还较少，且不够系统深入。
为弥补现有研究缺口，本文聚焦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把疫情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从短期视角延伸到长期视角，深入研判未来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对策，从而为企业转型、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2 后疫情时代加速数字化转型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把短期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巩固升级为具有长期生命力的数字化新模式，是后疫情时代的关键任务之一。这既要立足短期解决紧迫的约束问题，也要面向长期解决创新的发展问题，还要从全局着手解决转型生态的培育问题，推动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综合研判，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面临着短期现实约束趋紧、长期增长动能不足、全局层面生态支撑不完善3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挑战。
2.1 数字化转型的现实约束趋紧问题亟待缓解
新冠疫情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两方面的现实约束[6-8]。
一是资金方面，一些企业可能因资金约束趋紧而“不能转”。疫情期间很多中小企业成为“重灾区”，经营压力加大、现金流告急，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至上，数字化投资等关乎长期竞争力的支出可能会大幅减少。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将导致小机构（10人以下）和小企业（10~99人）在2020年度IT支出缩水，降幅将分别为4.9%和2.7%。
二是能力方面，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我国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较为缺乏，“不会转”问题严重。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渐进改进的系统过程，不仅需要有强大资金实力，还需要有强大的数字化吸收能力。例如，ERP、MES等数字化系统无法即插即用，需要数字化人才进行定制化开发和维护；数字化系统要想生效，需要企业内部适应性地组织变革，以与数字化系统更好地适配，这种能力的建立较为困难。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能力不足，数字化吸收能力也较为欠缺。高能力壁垒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逾越的壁垒，“不会转”的困境不会因疫情消失，还会长期存在，需要克服。
在后疫情时代，要着力缓解疫情给数字化转型增加的现实约束，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保证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不掉队。
2.2 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驱动引擎亟待增强
新冠疫情推动我国数字化转型步入加速发展轨道，但短期的暴发增长并不意味着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数字化转型是中长期产业变革，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源泉。疫情短期冲击可以加速这一变革进程，但不会改变这一根本中长期规律。向创新驱动要增长动能是后疫情时代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服务领域[5]，疫情时期数字化转型新需求爆发增长最为迅速，但后疫情时代的“退潮”压力也非常大。必须着眼长远，加快产品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通过解决行业中真正的问题和痛点，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来吸引和留住用户，保持生命力。在后疫情时代，原来暴发式增长的在线教育就面临着流量、收入等下降的压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创新来解决教育中的痛点问题，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品牌沉淀打动用户。
在生产领域[9-10]，在疫情期间被激发的数字化转型新模式，大多数都是为企业的复工复产、稳定供应链等进行的数字化匹配、在线办公等浅层应用，而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已经迈向以全局优化、智能决策、敏捷柔性等为特点的新阶段。在疫情期间，“钉钉”一类的远程办公软件，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然而工业企业不仅要解决沟通问题，更要解决协同问题。只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协同、人与机器的协同、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才能真正将数字化转型推向深入、推向前沿。在后疫情时代，必须着眼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抓住机遇把数字化转型推向深入，把短期需求真正巩固升级为具有长期生命力的新业态。
2.3 数字化转型的生态支撑体系亟待完善
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有率先突破的产业应用来带动，也需要支撑产业、配套政策法规的适应性调整和完善来提供保障[3-6]。例如，2003年非典后中国电子商务的腾飞就离不开配套生态的支撑作用。2003年，突发的非典疫情助力中国电子商务快速起步，截止到2004年年底，中国网购人群规模比2002年增长了一倍。疫情之后，中国电子商务进入发展快车道，并迅速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经济体。研究发现，在2003年非典之后，电子商务的加快发展离不开两类配套生态的支撑：一类是政策配套体系的完善，2004年、2005年出台的《电子签名法》《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就为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可信和支付两大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而2005年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也从多个维度全面改善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另一类是产业支撑体系的完善，以“四通一达”为代表的物流体系的完善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流服务，解决了配送问题，而支付宝的创新则通过担保交易模式进一步解决了可信问题。正是因为在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下，电子商务的生态逐步完善，从而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强力的保障和带动作用。
在新冠疫情期间，各种数字化的产业应用蓬勃涌现，从新模式、新业态的单点应用到规模化、生态化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在后疫情时代，必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各方面力量，加快出台配套法规政策，共同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配套生态，为产业应用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3 推进我国数字化转型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后疫情时代，须着眼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瞄准问题，在“强化建设”“巩固升级”“调整完善”3个方向下大力气，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3.1 强化建设，进一步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
面对疫情冲击，经济社会生活对网络、数据和计算的需求激增，对数字化服务的要求显著增加，信息基础设施严重承压，在数据要素价值和人才数字素养方面还难以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因此，后疫情时代仍要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能力。
一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充分发挥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头雁效应。使用好新型基础设施，不断拓展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将基础设施持续领先优势转换为对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优势。
二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数字化转型要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补齐产业链短板和瓶颈，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筑牢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三是全面提升要素质量。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长期保持数字化转型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新型生产要素持续释放活力。一方面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打造更多基于数据推动的创新应用；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数字化人才，为数字化转型输出动力。
3.2 巩固升级，深入推进业务领域应用创新
疫情激发和点燃了数字化应用创新的热情，但持续释放融合应用带来的价值潜力，还需要真切地解决业务发展中的问题和痛点，找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实现点，激发企业主体主动转型的内在动力[1-3]。
一是加快推动数字化业务的创新升级。推动服务业数字化产品与服务创新，扶持疫情期间涌现的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持续创新业务模式。加快生产领域应用创新，将数字化转型助力复工复产的丰富经验转化为持续的经营手段和利润增长点。
二是不断升级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撑能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支持有条件、有基础的供应商做大做强，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广泛征集数字化解决方案，开放数字化资源，提升中小企业二次开发能力。
三是构建保障融合应用的转型生态。发挥骨干企业的竞争优势，树立数字化转型的标杆；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培育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开发者群体；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建立完善多层次生态协同机制，构建推动融合应用的生态体系。
3.3 调整完善，加快完善转型体制机制保障
在后疫情时代，及时有效地推动体制机制变革，才能保证疫情期间暴发的各种创新应用健康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行稳致远。
一是完善政策法规。推出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性政策，并与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做好协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强相关政策创新，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结合疫情期间暴露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配套管理规章，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创新行业监管。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夯实互联网基础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行业安全监管能力和综合保障服务水平，创新安全技术产品，构建安全防范体系，应对新型安全风险；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扎实落实平台责任，切实保障用户权益。
三是加快示范应用。组织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支撑地方出台政策举措，因地制宜开展先行先试，打造协同联动的示范网络；推进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建设数字化转型标杆工厂、体验中心等示范性项目，以试点示范效应带动推广应用。
4 结束语
新冠疫情已将数字化转型推向了加速发展轨道。但疫情带来的短期加速机遇不会自动自发地引致长期可持续发展。疫情带给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有些是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结构性影响，如对数字化转型畅通性、敏捷性等价值的认识，一部分生活消费习惯的永久改变，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和改善等；但在疫情极端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数字化需求很多是临时的、应急的、被迫的，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生产生活恢复正轨，面对面交流接触的价值会重新凸显出来，这些短期内暴增的需求会逐渐退潮，如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前者会是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后者则会减弱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的引擎，带来下坠压力。在后疫情时代，还需要迫切解决短期现实约束趋紧问题、打造中长期创新驱动引擎、完善数字化转型生态支撑体系3类问题，把疫情期间加速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巩固好、升级好，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更好、更快地支撑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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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晓晖. 工业互联网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J] .互联网天地, 2020(4):17-21.
作者简介
王超贤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等研究工作。
张伟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等研究工作。
论文引用格式：
王超贤，张伟东. 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2020(10): 59-62.
∗基金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专项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研究专项）资助
本文刊于《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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